吞并燕国后的赵国人口再一次超过五百万，五百万人口即便有畜牧业加成——赵国太行山以东和中原一样全是平原，但赵人不少是游牧部定居落归化的，耕种的同时也养牲畜，全国一年仍要消耗九千万石粟。更无奈的是战场在赵国本土，全民皆与战的结果就是消耗粮秣更快。一年后赵国粮尽，秦军不进攻赵国也要饿死。

    救赵，最险要解决的是粮食，粮食的关键又在运输。平原津已被秦国占领，能连通赵国的陆路是河间地以东、黄河入海口的浮阳、中邑（两邑皆在今河北沧州地界，一南一北隔河相望）。中邑过去，便是呼沱水注入的黄河支流，顺着支流逆行九百里，可到邯郸。

    临淄至中邑以北的黄河支流渡口陆路超过五百里，除非使用四轮马车，不然陆地运粮的代价任何一国都难以承受。最好的办法是出济水至渤海，沿着渤海海岸北上。这样虽然远了两百多里，但耗费较低，只是齐国舟楫吨位只有四、五千吨，一年运不了多少量。

    楚国到中邑那就更远，郢都顺淮水东下至东海，再从东海到琅琊港就已经有一千四百里。到琅琊港后有两条路，一条是短驳至齐境，这样不必绕过绕过成山角，最少节省九百里；另一条则是海路，绕行一千五百多里抵达济水入海口。

    如果运粮，齐国舟楫本来不足，楚国粮食运到了齐境也毫无价值，只能由楚国舟楫运至赵国中邑之北。内河运输不比海运，渤海、黄海又有南下的沿岸流，北上需逆行，最佳的运输路线还是元代的漕运路线：淮水入海后直接进入深海，后沿黑水洋至渤海，最后运抵赵国，全程三千八百里。

    熊荆例举了战舟运粮的例子，实际上万不得已他绝不会用战舟运粮。战舟船底没有包铜，一旦被船蛆钻入，整艘战舟都要报废（这也是说，进入齐国的楚国战舟要么从济水经秦境返回楚国，要么必须等到冬天在船蛆的非繁殖季节才能从海路返回楚国）。

    包铜虽然昂贵但并非做不到。皇家海军包铜实验船HMS.Bellona，大约使用了十五吨铜，平均为三百块铜板，工艺改进后74-gun标准炮舰每艘仅需十四吨铜[注3： Roger (2004)， p.375。]。74-gun标准炮舰排水一千六百多吨，换而言之，一艘饕餮号货运海舟包铜最多消耗四吨铜。

    而楚国本以产铜著名，仅仅铜绿山每年产铜就超过两千吨[注4：论文《铜绿山古铜矿与楚国的强盛》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铜绿山年产量在1700-2500吨之间。]。楚国现在所使用的金属以钜铁、生铁为主，铜的产量已经大幅削减。即便消减，一年也足够两百五十艘海舟的包铜。熊荆也不是没有考虑到战舟出海，只是此前建造战早太急，没有功夫给战舟包铜，战后虽然时间宽裕，但三、四吨铜包下来，一艘卒翼战舟的成本将提高至一百三十金。出海作战概率很小，很多县邑为了省这个钱，不愿包铜。

    多达六、七百艘的战舟不能出海运粮，剩下的舟楫吨位最多万吨，一次运输七十五万石。并且这些舟楫只能沿海运输，一年最多运输两次，加上齐国舟楫，全年也运不了三百万吨。

    唯一的希望便是饕餮级。去年虽然只下水了三艘海舟，但今年将下水两艘朱雀级飞剪海舟以及十二艘饕餮级货运海舟。随着越来越多木材干燥到合格的含水率，越来越多的干船坞扩建完毕，明年开始下水的饕餮号将超过二十艘。

    制约造船速度的主要是木材的干燥，尤其是龙骨的干燥，因为龙骨最厚，不可锯开。包括今年下水的海舟，用的仍然是楚国宫殿屋宇所拆下的干燥十年以上的木料。从明年开始第一批砍伐的大章干燥时间已经超过五年，可以大规模造船。

    如果不在建造过程中再次干燥，一艘饕餮号的工期大约在六个月，而现在造船厂一般在秋天之前铺下龙骨，冬天来临前装好肋骨，第二年春夏之交安装船船壳板，秋天前下水。

    一艘饕餮号一次运输三万石粟，一年最少可运输四次——四次是保守的估计，这是熊荆对清代沙船的记忆，一般沙船在北洋航线上每年运输四次[注5：《鉴古证今传统工艺与科技考古文萃》p390]，将东北上千万石大豆、豆饼运到上海。清代一石是战国石的六倍，等于是一年有六千万石以上的货物在海上往返。

    饕餮号风帆肯定多于沙船，顺风速度也比沙船快（上海沙船顺风六、七日可到天津），抗风浪能力也强于沙船。即便一年也只能运输四次，二十五艘饕餮号的运量便可达到齐楚舟楫运量的总和。运输一千万石计算上需八十四艘，减去失事，大约需要九十五艘。

    如果仅仅是守城，往后方疏散不宜作战的老弱妇孺后，一千万石粟米勉强可以供赵军稳固住黄河支流，即邯郸、列人、广平、巨鹿、沙丘、昌城、下博、武强这一段黄河支流防线。但要支撑针对井陉的呼沱水防线（北面）、以及宜安南面的泜水防线，那要再加上一千万石不可。并且，这只是对军队供应，庶民不再其内。

    饕餮号今年下水十二艘，明年下水二十五艘，两年同时增建船坞、设备、培训工人，第三年下水三十艘即可满足一千万石的运粮（此包括齐楚舟楫的三百万石运量），第四年下水舟数如果达到五十艘，第六年即可运输两千万石。

    以大司马府的估计，秦军三年一伐，中间休整两年。秦军第二伐开始时，即第五年，赵国输入粟已超过一千万石，第六年达到两千万石，第八年三千万石。如果不输粟而输运去壳的米，第七年就达到楚齐魏每年余粮的极限：四千万石。要想再增加，只能从印度运稻米。

    葛得第一次谒见后又连续数次谒见，后面几次谒见时，齐相田假、从郢都赶来的项燕、作战司的郦且、知彼司的勿畀我、输运司鄂焯全都在场。项燕的结论是造舟不及，要想救赵只能出兵。但不管是造舟还是出兵，赵国都要在今年挺住。

    在此之外，以粮秣、造船为鉴，楚齐两国除了要在情报、军事上形成统一的指挥机制，经济、物资、人力、军工生产上也要形成统一的调配机制。比如粟米，楚国少种桑麻多种粟，齐国在满足楚魏两国的衣履外也要尽可能的多种粟，如此增加三国的余粮。并且齐国的衣履只能售卖楚赵魏三国，三国之外，需以货易货，不再接受金与钱。

    鉴于此，熊荆还认为楚齐赵魏四国必须在金融上形成一个机制。即楚国蚁鼻钱和齐国刀币实行固定兑换率，固定兑率当然不可能法定，除非做到秦国那样对全国生产经营的控制。切实的做法是齐楚成立一家专门负责兑换货币的钱行，以两国国库金银注入该行，稳定蚁鼻钱、齐刀对金银的兑价即稳定了蚁鼻钱与齐刀的汇率。

    而魏国，如果朝决不伐魏的话，魏国铜币必须重新估价，以确定新的、合适的金银兑价——魏国失地最多，有大把的魏国刀币在秦人手中。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是魏国的铸币权必须暂时交出，由兑换钱行控制铸币。

    赵国的处理也类似，赵国也有不少刀币在秦国手里。赵国刀币也必须重新估价，确定新的金银兑价；同时赵国的铸币权也要暂时交给兑换钱行控制。

    战争状态下，币值的稳定极为重要。如果币值不稳，商家囤积惜售，物价一日飞涨，今天能买一头牛，明天只能买一只兔，后天钱币只能融了当粗铜卖。这样的经济环境根本没办法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稳定的币值方能使经济良好运转，经济良好运转，只要交通没有阻塞，每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纳入经济体系，形成极其强大的力量。

    这是有别于秦国的另一套方法。秦国国家力量的集中依赖全国百万官吏，细细密密、面面俱到的秦法则是这些官吏运行的规则，或者说软件。

    楚国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人畜无害的吞并齐国、魏国、赵国，可只要四国能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并非不能与秦国百万官吏堆砌而成的国家体系抗衡。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各国钱币汇率稳定只是其中之一，金融之外各国与生产、贸易有关的律法，甚至与财产有关的律法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统一。最后最重要、却已经被解决的就是：这需要无数的金银或者货物投入。

    这也是经济体系的缺点，经济体系超负荷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战争的本质就是烧钱，烧到一定程度货币通膨，经济体系开始陷入低效乃至彻底失效。官吏国家体系不同，只要不顾庶民死活，整个体系可以一直发挥效用，直到爆发起义。

    楚国已经开通了前往中亚、西亚的海上商路，丝绸之外的诸多商品也能获得极高的利润。大规模金银的流入可以给经济体系降温，把通膨压在合理的限度之内。等于说，四国经济体系的承受力并不逊于秦国由官吏组成的国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