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胜桥屹立在粤汉铁路上，这是由湖南进入湖北的第二个要隘，桥的西南有黄塘湖，东北有梁子湖，形成两道天然屏障。桥以南十华里的范围之内，丘陵起伏，茶树丛生，野草障目，四周河流纵横，此时正是盛夏季节，河水暴涨，湖水四溢，贺胜桥一带尽成泽国。也许，上天在缔造武汉三镇的地理环境时，便已预知这是个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特意在它们的北面矗立一座鸡公山，山下险峻的地势恰好建造一座武胜关，以拒冀豫南下之敌；同时又在它们的南面拱起两道险要的隘口，让后人在此依势筑桥，以阻湘粤北上之兵。那两个要隘上的桥，便是粤汉铁路上的汀泗桥和贺胜桥。那汀泗桥素称天险，地势地形与贺胜桥颇相似。它是湖北南部第一个军事要隘，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粤汉铁路由西南往东北，经汀泗桥，再过贺胜桥方抵武汉。六年前，湖南督军赵恒惕率湘军精锐数万，由岳州攻入鄂境，欲取武汉。吴佩孚率鄂军镇守汀泗桥，赵恒惕连攻多日不下，最后损兵折将被迫败回湖南。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尔攻我夺，战争频仍，然湘粤之兵，始终无法越过这两道要隘而入据武汉，因此这汀泗桥与贺胜桥更是遐迩闻名，莫不使南军生畏。
    却说北伐军根据长沙会议制定的战略，在湖南广大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之下，一举突破敌之汨罗江防线，第四、七、八军相继攻入湖北。第四军于八月二十二日占领通城。吴佩孚闻报，立即调兵遣将，坚守汀泗桥，以阻北伐军进入武汉。八月二十七日凌晨，第四军向敌军以重兵把守的汀泗桥发起进攻，叶挺独立团与第十、十二师各团同时出击，勇猛冲杀，上午九时，便攻占天险汀泗桥。叶挺独立团对夺路向咸宁溃退之敌猛追不放，乘敌立足未稳，又一举攻占咸宁城。北伐军之兵锋直逼武汉南部的第二个天险贺胜桥。
    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
    八月三十日早晨，天刚放亮，贺胜桥一带已为硝烟所笼罩，各种口径大炮的连续轰鸣，轻重机关枪的疯狂扫射，巨浪咆哮似的喊杀声使大地震颤。浓烟染着隐隐的殷色，晨风带着阵阵的血腥味，贺胜桥一带十里之内，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大地震，大海啸，大飓风……一列气势逼人的装甲列车从武昌方向呼啸而来，在距离贺胜桥北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戛然而止。
    身着大元帅礼服的吴佩孚，从车厢里走出来。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虽然早在一八九八年便到天津投武卫前军当兵，二十多年来，他在北洋军阀部队由参谋而管带、标统、旅长、师长、巡阅使、总司令。但他当到巡阅使之职后，却很少再穿戎装，经常是长袍马褂，再加唇上两撇咄咄逼人的八字须，使他更添威严和倨傲之态。前年九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率军与奉系张作霖在山海关大战。战幕揭开后，直军主力将领冯玉祥突然在北京发动政变，致使直军全线崩溃。吴佩孚立足不住，窜到湖北，后在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自任总司令。他先是讨奉，后又与张作霖联合，改“讨贼军”为“讨赤军”，与奉军在南口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将国民军击败。吴佩孚正在北京与张作霖分赃的时候，闻报两广北伐军已攻入湖南，他立命李济臣为湘鄂边防督办，随带董国政等部入鄂，进行防御。不久，又得湘鄂紧急之报，知北伐军已席卷湘境，将次入鄂，他即率直军主力刘玉春等部由长辛店连夜南下，抵武汉后设司令部于汉口之查家墩，即令由湘退入鄂境的宋大霖、董国政收集溃退到汀泗桥的残部万余人，以宋大霖任指挥，据险死守，并令武汉的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率所部万余人前去增援。
    吴佩孚欲恃险坚守，以便一面调北方精锐来援，对北伐军进行全面反攻，一面等待孙传芳完成军事布置，由江西分袭平江、长沙，以断北伐军的后路，然后将其聚歼于湘鄂边境。不料，天险汀泗桥竟被北伐军一举突破，吴军死伤和被俘的共三千余人，这一仗，使吴佩孚大为震惊，为了守住最后一个要隘——贺胜桥，他决定亲自出马，将他的精锐部队刘玉春师、张占鳌师和他的卫队旅全部投入贺胜桥布防，他自己则亲率宪兵队、执法队乘装甲列车来到贺胜桥北督战。企图在此击败北伐军，以重振他“孚威将军”之威名。
    却说吴佩孚下了装甲车，来到车头前边，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双手握着那把长柄指挥刀，他身后立着两名卫弁，为他撑着两把巨大的凉伞。左边站着他的参谋长蒋雁行，右边立着军法执行官和宪兵队长。在吴佩孚前边五十米处，放列着二十挺轻重机关枪，长长的子弹带直卡在枪膛里，射手们据枪瞄准贺胜桥上，机枪之后，排列着一百名手持大刀的军法执行队的士兵。吴佩孚坐下后，又命令宪兵队长和军法处长道：
    “本帅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凡畏葸退却者，杀无赦！”
    “是！”宪兵队长和军法处长立正答道。
    “你们马上派人在督战队前面的电线杆上拉上一条二十丈长的铁线！”吴佩孚命令道。
    “不知大帅要拉铁线何用？”宪兵队长问道。
    “将退却者的首级挂到上面，以号令三军！”吴佩孚恶狠狠地说道。
    “是！”宪兵队长答道。随即派出数名宪兵，到大刀督战队前面的电线杆上拉上一条二十丈长的铁线。
    参谋长蒋雁行用望远镜观察着贺胜桥南的激战，好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颇为忧虑地对吴佩孚道：
    “大帅，我军第一道防线桃林铺一带有不稳之迹象。”
    吴佩孚忙接过望远镜，朝桃林铺那边一看，只见密集的炮弹不分点地在防御阵地前边爆炸，将无数的茶树掀翻，机枪子弹将丛丛茅草斩断，在弹雨火光之中，北伐军士兵端着闪光的刺刀，前赴后继冲锋，已攻入吴军第一道防线，双方展开肉搏战。吴佩孚问蒋雁行道：
    “敌军打先锋的是什么部队？”
    “据报是叶挺独立团。该团官兵多是共产党员，北伐以来，一路打先锋的便是这个团。”蒋雁行答道。
    “共产党！”吴佩孚嗖地抽出他的长柄指挥刀，“我要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吴佩孚极端仇视共产党，仇恨人民群众。民国十二年二月初，京汉铁路线的长辛店、保定、郑州、信阳、江岸等地区工会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对于工人的大团结和工人运动十分惊恐，下令禁止工人集会。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的暴政，举行全线总罢工。大罢工的第二天，武汉各工团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大会，高呼“打倒军阀”“工人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二月七日，吴佩孚下令派兵镇压，当场打死工人三十二人，伤二百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当即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因此，吴佩孚对共产党和工人群众最为仇恨，现在听说北伐打先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他咬牙切齿地命令道：
    “命令刘玉春师长，以十对一，扑灭共产党的独立团！”
    一名传令兵即跨马驰过贺胜桥，直冲桃林铺去向师长刘玉春传达吴大帅的命令去了。吴佩孚把望远镜的视线移向战场左边，看了一阵后问道：
    “与独立团并肩作战的是什么部队？”
    蒋雁行答道：“可能是李宗仁的广西部队。”
    “命令张占鳌师长，以有力之一部，猛攻独立团与广西部队之接合部，务必将其斩为两段，然后各个击破！”吴佩孚命令道。
    又一名传令兵驰马冲过贺胜桥，向张占鳌师长传达命令去了。此时，吴军第一道防线已被叶挺独立团突破，刘玉春奉命反击，以优势兵力将叶挺独立团的突击营包围。突击营营长许继慎胸部负重伤，形势险恶，叶挺即调第一营和特别大队增援，独立团以一当十，将刘玉春师击溃，接着攻入吴军第二道防线印斗山。与此同时，张占鳌师向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接合部猛攻。李宗仁急令第七军第二旅之吕演新团向左延伸，稳住阵线。张占鳌再向第七军右翼攻击，并将桂军俞作豫团包围，俞作豫团长率全团奋勇抗击。李宗仁又令杨腾辉团向右翼延伸，张占鳌又以优势兵力将桂军杨腾辉团包围，为击破敌军之包围，稳住阵线，李宗仁急调吕演新团将包围俞作豫、杨腾辉团之敌穿插分割，始将敌军包围击破，迫使敌向贺胜桥溃逃。
    死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悍将刘玉春
    数千吴军从硝烟中钻出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眼前这座贺胜桥是他们的生命线，他们仿佛是一群从阎罗殿里逃出的鬼魂，只要奔过这座桥，便可转投人世。当他们退到贺胜桥前时，猛抬头见几十挺黑洞洞的机关枪口正对着他们，还有那一百名手持雪亮大刀的督战队员，一个个的眼光和脸神都比阎王殿前的牛头马面还凶狠。而端坐在装甲列车之前手握指挥刀身着大元帅戎装的吴大帅，那阴沉的目光和满脸的杀气，更胜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阎王！溃兵们一时愣住了，真是躲鬼躲进了阎罗殿，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生的希望。
    “大帅有令，凡退过贺胜桥者，杀——无——赦！”
    桥北的督战队一声吆喝，声震九霄，其威慑之力不亚于北伐军那冲杀声和神出鬼没的刺刀！溃兵们的双腿一下子被定住了，他们不敢再向桥前移动半步，只是向左右黄汤滚滚的黄塘湖和梁子湖中张望。湖水茫茫，一群野鸭，从天上扑落到湖面，大约是那枪炮声惊得它们不敢像往常那样在湖上嬉戏，又扑棱着翅膀，飞向蓝天，化成无数的小黑点，然后消逝得无影无踪。溃兵们呆呆地看着，觉得自己的命运，还不如那一群自由自在的野鸭子。
    “他娘的，打也是死，退也是死，不如向北伐军交枪！”一个老兵油子愤愤地说道。
    “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不再给他们卖命了。”
    士兵们嚷嚷着，既不敢越“雷池”半步，也不敢再冲入那硝烟火海之中。一位缀着少将军衔的旅长，拉着两个上校团长，颤巍巍地踏上了铁桥，他们一边走，一边用哭一般声音哀求铁桥对面的督战队：
    “请高抬贵手，我们有重要军情向吴大帅禀报！”
    督战队见三位是军中的中高级将领，声言要见吴大帅禀报军情，便没有开枪射杀。那三位旅、团长跌跌撞撞地来到杀气腾腾的吴佩孚面前，吓得双腿一软都跪下去了。吴佩孚只是用手捋了捋他那两撇威严无比的八字须。那三位旅、团长深知吴大帅的个性，他捋八字须便是要杀人的表现。旅、团长们见吴大帅的手在嘴唇上慢慢地轻轻地移动着，他们知道，一俟吴大帅的手离开那三寸长的八字须时，他们的脑袋便跟着要落地了，那位少将旅长到底跟随吴大帅的时间长，在这生死关头，他霍地一下站起来，立正报告道：
    “大帅，我跟随您老人家南征北战二十年，还从……从没见过这样厉害的……的军队啊！我……我们不……不能再……再打了，放……放弟兄们一条生……生路吧！”
    吴佩孚的手倏地由嘴唇上落下，他挥起一刀，将那少将旅长的头砍了下来，接着又“嚓嚓”两刀，那两个团长的头颅也落了地。吴大帅随即命令宪兵，将这三个旅、团长的头悬挂在前面的铁线上。贺胜桥南那数千溃兵，见吴大帅手刃了他们的旅、团长，便一齐跪下，哀呼一声：
    “大帅！……”
    “机枪队，将他们打回去！”吴佩孚狠狠地一挥手。
    二十挺轻重机关枪一齐吼叫起来，跪在贺胜桥南的溃兵立即被打死几十个，但溃兵们却并不向前再投入战斗，而是像一群被赶急了的鸭子似的，不顾一切地扑向波涛滚滚的梁子湖中，
    只见一片人头攒动，士兵们哀叫着，全部淹没溺死在湖水之中。吴佩孚见了大怒，又命机枪督战队向湖中漂浮的尸体扫射。
    “大帅，这几个人企图毁坏路轨，断我后路，被我们抓到了。”宪兵们押着五个工人模样的人和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来向吴佩孚报告。
    “你们是何人？为何与贼军勾结，毁我路轨？”吴佩孚大喝道。
    五个工人模样的人齐声答道：“我们是汉口江岸的铁路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攻武汉，也是为‘二七’死难的工友报仇来的。吴佩孚，工人阶级你是杀不绝的！你的末日到了！还不交枪投降！”
    那两位农民模样的人答道：“我们是湘鄂边一带的农民，我们组织暗探队、向导队、破坏队、运输队、慰问队、疑兵队、冲锋队，协助北伐军作战，今天奉命前来与武汉的工友联络，在你们北洋军阀的后院放火的，吴佩孚，你残害我湘鄂人民数年，今天是向你算账的时候了！”
    “杀——”吴佩孚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宪兵们立即将那五位工人和两位农民的头砍了下来。
    “大帅，你看！”参谋长蒋雁行将望远镜递与吴佩孚。
    吴佩孚接过望远镜一看，只见贺胜桥南的最后一道防线杨柳档一带阵地已被北伐军突破，刘玉春、张占鳌、陈嘉谟三名师长拼命反扑，但仍不能将已失之阵地夺回，在北伐军的猛攻之下，吴军兵败如山倒，潮水般向贺胜桥溃退，吴佩孚又惊又怒，大吼一声：
    “你们还有何面目见我！”
    宪兵队长和军法处长奔上桥头，大喊道：“大帅有令，退过桥北者，格杀勿论！……”
    溃兵们不理会这些，他们逃命要紧，纷纷涌上贺胜桥。
    北伐军的大炮
    吴佩孚的机枪督战队一齐向铁桥上猛烈开火，败兵们的尸体塞满桥面，但仍不能阻遏溃退过桥的官兵。被阻在桥南的溃兵，竟架起机枪向桥北的督战队还击，溃兵们吆喝着，向桥北的督战队发起反冲击，督战队被击死不少。参谋长蒋雁行见事态急迫，忙向吴佩孚道：“大帅，且回武昌去商议吧！”
    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在两名卫弁的扶持下，急急忙忙爬上装甲列车，逆行向武昌方向逃去。冲过贺胜桥的溃兵，纷纷攀上装甲列车，希望与吴大帅一同逃命，但督战队的大刀从车厢里伸出，将死死抓住车门、车窗的溃兵们的双手斩断，铁轨上数千溃兵被装甲列车辗死，铁路两旁，血流成渠，许多士兵肚子被压破、肠子流出、头碎足断，遗尸数里，惨不忍睹。贺胜桥一役，吴军主力刘玉春师之十五旅及补充团，炮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卫生连凡五千员兵，伤亡三千余名。团长三员，一死、一伤、一被俘。营长中九员阵亡，不知生死者七员。连长阵亡四十员，不知生死者二十五员。排长以下不能遍举。陈嘉谟师仅剩残兵三千余人，宋大霖一师余二千人，孙建业旅余四百人，张占鳌一旅剩三百人，吴佩孚精锐的卫队旅亦仅余一千余名。贺胜桥这一仗，直杀得吴军闻风丧胆，丢盔弃甲。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播，获“铁军”之称誉。
    北伐军击败了吴佩孚的主力，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衔尾穷追，八月三十一日黄昏，第四、七两军兵临武昌城下。武汉三镇，是濒临长江与汉水的交汇点，又是横贯中原和华南的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衔接处，为华中水陆交通之要冲，左有鄱阳湖、洞庭湖，右有汉水、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长期坚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由贺胜桥败回武昌之后，即派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司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二人同驻武昌城。吴本人则回驻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调度由北方南下的增援部队，准备在武汉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同时不断派人到南京催促孙传芳出兵由江西袭击北伐军之后路。
    李宗仁骑着他那匹久经战阵的枣红马，裹着硝烟风尘，直冲到武昌城下。他用马鞭指着昏暗中高大的武昌城垣，对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说道：
    “我们由八月十九日拂晓发起总攻，强渡汨罗江，只用十三天便攻到武昌城下，加仑将军该输给我两打白兰地了。哈哈。”
    “猛子将军，还有这个东西你没拿下来啊，白兰地是我请你喝，还是你请我喝，现在还难说呐！”
    李宗仁回头一看，见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骑马紧随他之后也抵达武昌城下。他对加仑的指挥艺术和勇敢精神很是敬佩。北伐军攻下汀泗桥、贺胜桥后，加仑赶到火线上来与李宗仁在蒲圻会晤。加仑说道：
    “李将军，从此我军可以乘胜长驱无阻挡地进抵武汉了！惟宜从此处先派一军从长江上游渡过北岸，以免我军攻击汉口时冒敌前渡江之危险。”
    李宗仁深然其说，即电告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请他派兵渡江。唐生智即派所部夏斗寅一师由嘉鱼渡江，直拊敌背。
    “加仑将军，这个东西我马上拿下来，白兰地你给我准备好两打！”李宗仁用马鞭指着轮廓模糊的武昌城，豪迈地说道。
    “李将军，打仗不能意气用事，我们应吸取东征时攻打惠州城的经验教训。”加仑将军以顾问的身份建议道。
    “加仑将军，敌军经汀泗桥、贺胜桥两败之后，莫不闻风丧胆，我正拟乘敌军喘息未定之时，一鼓而下武昌城！”李宗仁凭战胜余威，坚持立即发起攻城的主张。
    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是湖北人，对武汉情形甚为熟悉，他向李宗仁道：“德公，在武汉三镇中，武昌不仅是湖北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也至为重要。武昌城墙坚固，周围长六十华里，城墙高两丈余，有大小城门九座。城内蛇山横贯其中，与汉阳的龟山，隔江对峙。城外有护城壕，水深六尺以上。护城壕以外，地形平坦，易守难攻。武昌背靠长江作屏障，并有汉口、汉阳拱卫，因此，是著名的军事要塞，强攻不易。是否等夏斗寅师攻下汉口之后，我们再攻武昌，或是作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之时，便可不攻自破。”
    李宗仁道：“吴佩孚以汀泗桥、贺胜桥之天险尚不能阻挡我军，一座武昌城岂能挡我兵锋。兵贵神速，我们必须在吴佩孚被我杀得惊魂不定之时一举攻破武昌！”
    长沙会议时，已决定第四军隶属李宗仁指挥，现在攻到武昌城下的恰是第四、七两军，李宗仁当下自任武昌攻城总指挥，指挥两军，准备向武昌城发起猛烈攻击。湖北民众久受北洋军阀蹂躏，见北伐军来到，皆自动前来效力攻城，短短两个多小时，他们便送来大批竹梯、门板，以备攻城之用。他们自告奋勇为攻城部队充当向导，组织担架队为攻城部队救护伤员。李宗仁见攻城准备就绪，一声令下，第四、七两军勇士，扛抬着竹梯、门板，在向导的指引之下，越过护城壕，争先恐后冲向城下。但武昌城高且坚，守城敌军早有准备，北伐军越过护城壕后，城上灯火齐明，照得城下百十米内如同白昼，北伐军刚接近城垣，便在敌火下暴露无遗，城上机关枪、手榴弹如倾盆大雨，直泻在攻城勇士们的身上，前临坚城，后有深壕，进退不能，越过护城壕的攻城勇士，尚未架梯爬城，已大部壮烈牺牲。李宗仁见状，急令收兵，北伐军第一次攻城只得无功而返。
    第三天，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召集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及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在武昌城南殷家湾车站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为副总指挥，定于九月三日凌晨三时，再次向武昌城发起总攻。这次攻城，虽经五个小时的激战，但因敌人炮火猛烈，北伐军伤亡重大，只得停止进攻，退回原地与敌对峙。
    九月四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偕参谋长白崇禧抵达武昌城下。蒋总司令闻知两次攻城受挫，便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的报告。唐、李、陈皆认为，武昌城高且坚，不宜硬攻，通过两次攻城失利的教训，应改为长期围困，使敌不战而降。白崇禧和加仑将军亦同意这一看法。蒋介石听了，立即站了起来，挥了一下他那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用眼睛紧盯着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严厉地命令道：
    “武昌城限四十八小时内攻下！”
    唐、李、陈三位军长心中不由震了一下，但仍端坐不动，只以眼睛望着蒋介石的白手套，他们实在不敢正视蒋总司令那双锋芒逼人的眼睛。
    “据我得到的准确情报，孙传芳即将大举西犯，如我们屯兵于坚城之下，便是中了吴、孙之计。目下，吴佩孚在汉口正续调北方精锐高汝梧、靳云鄂部南下驰援武汉，孙传芳已设总司令部于九江，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以夺取湖南为目标，截断我军后路，然后夹击我军于湘鄂境内，形势相当严重！我们必须在孙军出动之前，迅速解决吴佩孚，攻占武汉三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蒋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扫得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连头都抬不起来。他也不看自己的部属一眼，又接着“开枪”扫射起来：
    “限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拿下武昌城！我命令：李德邻军长任攻城军官长，以陈可钰为副官长，以第七军为左翼军，第四军及第一军之第二师为右翼军。此次攻城，应以东征时，攻惠州城之经验为鉴，各军组织敢死队，以营长为队长，每队三百至四百人，组成连、排、班。每班十人至十二人，携竹梯一架。每名队员配备驳壳枪、手榴弹、斧头和白布符号。敢死队员登城之后，齐呼‘革命胜利万岁’！号兵吹冲锋号，各部以有力之轻重火器掩护登城部队扩大战果。攻入城后，第一军之第二师、第四军之第十师肃清蛇山以北之敌，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独立团、第七军肃清蛇山及蛇山以南之敌。在李德邻发起攻城命令之时，唐孟潇应随第八军渡过长江，夺取汉阳，攻占汉口，进出武胜关，截断敌军对武昌之增援。”
    李宗仁虽然被蒋介石的“马克沁机枪”扫射得有些昏头昏脑，但见蒋介石决心果断，对形势和战局的分析颇使人信服，对攻城之部署亦有独到之处，便依令而行。会议结束后，唐生智即受命指挥攻夺汉口的战斗，匆匆驰往长江上游指挥渡江。
    当日下午六时，由第四军和第七军编组的九支敢死队约三千人，在中路军指挥部门口的一块草坪上，听蒋总司令训话。蒋介石一身戎装，马靴锃亮，使他那瘦长的身材显得十分精干，气宇轩昂，他站立在临时搭成的司令台上，颇有拿破仑的风度。
    “……看到武昌城，就使本总司令想到了惠州城！”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开始扫射了，他那一口浙江国语，在此时此地听起来，使人顿增几分肃穆之感。
    “号称天险的惠州要塞，据说在历史上从未被攻破过，我军东征曾受挫于惠州城下。但在第二次东征中，在本军的强攻之下，惠州天险一举而破。那次攻坚战役，本军组织了敢死队，每队前两名士兵，各执党旗和军旗，抬梯子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有保护任务的三人小组。先导部队以纵队前进。敌人的猛烈炮火使攻城部队失去了很多优秀士兵，他们倒下了，但他们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攻惠州城是我黄埔军校学生军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率队打先锋，刘团长牺牲在惠州城下，他率领攻城的四十名敢死队员，活着的只有十八人，他的第四团在攻城后竟没有剩下一名军官。面对武昌城，我数万忠于孙总理主义之北伐将士，难道会没有刘尧宸团长这样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吗？”
    蒋总司令那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劈斩着，像一把闪着白光的利剑。敢死队员们的热血沸腾了。叶挺独立团的敢死队队长，第一营营长曹渊振臂高呼：
    “打倒军阀！”
    “誓死攻下武昌城！”
    口号声响彻云
    霄，攻城军官长李宗仁看着演说完毕的总司令，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李宗仁觉得，蒋总司令的言行神态，像中国的拿破仑，而不像俄国共产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曾遵奉孙总理之命到俄国共产党那里去取过经。李宗仁感到，跟这位神气十足的总司令共事，既安全又危险，安全的是这位满口革命词藻的总司令，不会在中国推行共产党那一套——尽管他现在依靠共产党人，或许那是一种策略，一种韬晦之术；危险的是，这位总司令使人难以捉摸，他看上去有点像一匹马戏团里驯善的狮子，尽管他可以和你友善地合作共处，但总使你对他放心不下，不知何时他会回头狠狠地咬你一口，使你防不胜防……
    九月五日，这是农历朔日的前两天，临近早晨三点，天空暗无星月，大地上一片漆黑，总司令蒋介石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带着一班卫士，突然出现在李宗仁的攻城司令部，李宗仁感到十分诧异，忙说道：
    “总司令，我军即将发起攻城战斗，我的司令部在敌炮火的射界之内，非常危险，请总司令还是回到总司令部去坐镇指挥。”
    蒋介石从容地说道：“我留健生在总司令部照应后方。这次攻城，关系我军之前途，本总司令决心与攻城部队共存亡！”
    李宗仁听了甚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蒋总司令未做过下级军官，无战地经验，他的司令部离攻城部队的距离又是那么近，他担心攻击发起之后总司令受惊或是受伤，都将对全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还是劝道：
    “攻城牺牲自有我等将士担承，总司令不必亲冒矢石。”
    蒋介石拉着李宗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德邻同志，我们是换过帖的兄弟呀，情同手足，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在于今日！”
    李宗仁看着蒋介石的眼睛——只有在这时，或许是因为有暗夜的掩护，蒋介石又离他那么近，他才敢认认真真地看着蒋介石那双眼睛，平素那双锐利逼人而又阴森冷酷多疑，使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里，现在竟变得如此诚挚而热切，充满信誓旦旦的手足之情。李宗仁感动了！但他又觉得，蒋介石的话说得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在战争中，军人之间只有官长与部属关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听命于上级，绝非兄弟关系之可比。对于违抗命令，临阵退却或触犯军纪者，则无论是父子兄弟，皆绳之以军法。他虽然和蒋介石换帖成了把兄弟，但他并不因为蒋是他的把兄才听命于蒋，而是因为蒋是全军的总司令，他才接受他的指挥，听命于他，对他负责，为他流血牺牲攻城夺地。
    这时，蒋介石拿起电话筒，命令道：“我是蒋总司令，我要与各敢死队分别通话！”
    电话兵一听是蒋总司令要亲自通话，首先便接通了独立团的电话。电话筒中，立即传来一个激昂的声音：
    “我是独立团敢死队长曹渊，请总司令训示！”
    “嗯，曹营长，你们准备得怎么样？”蒋介石关切地问道。
    “报告总司令，职营敢死队三百五十人，多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全队官兵皆誓为攻下武昌城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刚接到一位共产党员班长交来的一封信、一包衣服和五元钱。他对我说：‘营长，怕死是攻不下武昌城的。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
    敢死队长曹渊因心情异常激动，一发而不可止，他接着说道：“容我将这封信的一段念给总司令听。‘……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
    曹渊铿锵有力的声音，连站在旁边的李宗仁都听得清清楚楚，除了那些共产主义之类的词句外，他非常赞赏这位敢死队班长的勇敢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魄。蒋介石面色严峻，在话筒中不断重复着“很好，很好”这句话，最后以“本总司令在距武昌城五百米处与你们并肩作战”结束了和曹渊的通话。随后，他又分别和其他几位敢死队长通了话。李宗仁抬起手腕，在昏黄的烛光下看了看表，离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他和蒋介石步出临时搭起的掩蔽部外，望着黑糊糊的武昌城垣，城上稀稀拉拉地挂着一串灯笼，隐约可闻刁斗之声。武汉素有锅炉之称，九月初旬还酷热难耐。此时约莫四更天，凉爽的夜风吹得人精神一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外站了一会儿，都默不作声，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攻城的枪炮声将震撼大地，他们企望勇士的躯体和鲜血能够为他们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他们在外站了一会儿，又双双返回掩蔽部内，半小时是那么漫长，蒋介石忽然问道：
    “德邻老弟，你这里可有象棋？”
    李宗仁颇感意外地问道：“想不到总司令在战阵之中尚有弈棋之雅趣？”
    蒋介石笑道：“民国十一年夏，孙总理被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凡五十六日，总理在指挥作战之闲暇，除读书外，还要我陪他下棋哩！”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沉着镇静很是钦佩，他命卫士找来一副象棋，蒋介石铺开棋盘，迅速摆上棋子，对李宗仁笑道：
    “这是我与孙总理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没下完的一盘棋局，我们就此对弈，你就执孙总理的棋子吧。”
    李宗仁颇感兴趣地问道：“总司令与孙总理这局棋为何没下完呢？”
    蒋介石道：“我们正在对弈之时，忽听‘轰’的一声巨响，永丰舰猛地一震，原来是叛军施放的水雷在永丰舰不远处爆炸了，孙总理虽镇静如常，但我为了护卫总理之安全，即率卫士和水兵跳上小艇前去搜捕，后来在一个港汊里抓住了放水雷的叛军。当日又接我军在南雄回救广州的败讯，孙总理决计乘英舰‘轩摩号’出走香港，因此这局棋没下完。”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只有李宗仁没见过孙中山，现在听蒋介石讲起往事，对孙中山更是肃然起敬。但对蒋介石说的这盘残局，却又有些将信将疑，因为在戎马倥偬之中，事过多年又如何还能一棋不错地摆得出当时的棋局呢？纵使孙总理仍然健在，怕也难再记得起来了。李宗仁每与蒋介石谈话，蒋都是以孙总理的嫡传者自居，似乎除了他之外，别人都是旁门左道，再也没有资格继承孙总理的主义了。一局未了，李宗仁见发起总攻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五分钟，便站起来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我准备下攻击令了，打下武昌之后，我们再继续下吧！”
    蒋介石非常认真地说道：“很好，很好，不过，你一定要记住这盘棋局。”
    李宗仁这下才真正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笑着意味深长地说道：
    “总司令，我无缘与孙总理对弈，却能从您这里得到孙总理之真传，今后，我便可对人说起在武昌城下与总司令下的这盘难忘的棋啊！”
    蒋介石满意地笑道：“啊，德邻同志，你真不愧是孙总理忠实的信徒，是我的好兄弟！”
    李宗仁却皱起眉头显得有些为难地说道：“总司令，遗憾的是我的记性太差，这盘棋局，恐怕记不住呀！”
    蒋介石用手指着棋盘反复说道：“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离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分钟，李宗仁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筒，与各师、团通上了电话。当手表的指针指到九月五日凌晨三点正时，他对着电话筒庄严地下达了攻城命令。霎时间，北伐军所有的大炮、机枪一齐怒吼，无数条火蛇呼啸着直扑到武昌城头上。城上城下和那坚实的城墙身上，立即迸射出密密麻麻的火花，偌大的武昌城，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大团火红的锻件，一个巨人正挥舞着万钧大锤，朝那巨型锻件上猛烈地锤打着，要把它锤扁、打平。炮击过后，只听一阵阵海啸般的呼喊，九支攻城敢死队，扛抬着数丈长的竹梯，像九支利箭，冲向护城壕。敌军也枪炮齐发，向城下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李宗仁和蒋介石走出指挥部，敌炮在身后身前不分点地爆炸，李宗仁忙道：
    “总司令请回掩蔽部去，这里危险！”
    蒋介石似乎没听到李宗仁的劝说，看了一下，突然说道：
    “德邻，我们到城下看看去！”
    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前两次攻城，别说他这位攻城总指挥没到城下去过，便是师、团长也还没亲自到城墙下指挥的，现在听蒋总司令要到城下去，他如何敢做决定，仍然劝道：
    “城下太危险，总司令去不得！”
    “黑夜攻城，视界不清，你我身为将帅，怎能躲在掩蔽部里指挥，你不去，我也要去了！”
    蒋介石坚决得使李宗仁不能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十几名卫士，在敌火下跃进、匍匐、翻滚，越过护城壕，来到保安门下。一颗炮弹在蒋介石左侧爆炸，腾起的尘土落下来，直泻到他那披风上。李宗仁看了蒋介石一眼，在敌炮火的光亮中，蒋介石竟无半点惊慌之色。保安门城垣较别处高，扑攻保安门的乃是第七军的一支敢死队，战士们将数丈高的竹梯架到城墙上，还来不及爬城，便被敌军扔下的手榴弹和密集的枪弹射杀，数具竹梯，皆被炸毁。勇士们随即缘附城郭民房而上，希图登城，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炸罐纷纷投到民房上，又倾倒大批煤油，顿时烈焰冲天，登上民房的敢死队员全部葬身火海。第二批敢死队前仆后继，又冲了上去。蒋介石扭头对李宗仁道：
    “我们马上回指挥部去！”
    李宗仁和蒋介石冒着弹雨，急速赶回攻城指挥部，随他们前去的那十几名卫士，竟有一半没有回来。蒋介石那黑色披风上，也被子弹击穿好几个洞。一回到指挥部，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筒，要通了第十二师的电话，师长张发奎报告道：
    “报告总司令，我师敢死队三百余人，除队长欧震和一名排长外，余皆伤亡，其中负伤未死者仅五六十人！”
    独立团叶挺团长报告道：“独立团敢死队在曹渊营长的率领下，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射击，冲过城壕，到达城墙下，竖起竹梯登城。一部分官兵登上了城墙，与守敌英勇搏斗，终因敌众我寡，登上城的五十九名官兵，全部牺牲。到达城下的官兵，也遭到重大伤亡。现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团敢死队三百五十人，现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总司令指示！”
    蒋介石紧紧抓着电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李宗仁知一时无法攻下武昌城，便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部队伤亡太大了，天已拂晓，可否暂停攻城？”
    蒋介石将电话筒递给李宗仁，说道：“请你下命令吧！”
    李宗仁随即向各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和蒋介石步出指挥部，这时天已放亮，只见武昌城下，北伐军尸体枕藉，但是那些尸体都是向前倾倒的，勇士们在冲锋时壮烈牺牲的场面，犹历历在目。蒋介石和李宗仁看了，默言良久。这时，只见一骑马如飞而来，直到蒋、李面前，骑者是总司令部的通讯参谋，下马后向蒋介石敬礼报告道：
    “总司令，朱培德军长急电！”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朱培德在醴陵发来的告急电报，报告孙传芳由江西正向湖南进军，其前锋已与第三军在湘赣边境激战，请总司令急调援军。否则北伐军后路有被截断之危险。
    那参谋接着报告道：“白参谋长请总司令速回总司令部去。”
    蒋介石盯着朱培德的电报，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