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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二章寺内勇是同志?
    接下来的几天里,寺内勇多次派渡边联系周维汉,询问何时展开交易。
    相比寺内勇的急切,周维汉倒是稳坐钓鱼台,每次渡边询问,都是好言好语的回应。
    只是一直未给正面的回应,推脱此事重大,正在与上级协商。
    寺内勇这回是真的摸不透周维汉的意思了,如果周维汉真心交易,不应该如此推脱?如果周维汉没有交易的想法,为何每次都及时回应?
    实际上周维汉这边也坐不住了,原因是总部及师部也没有给出回应,拍出去的电报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这在往常是不常见的。
    这种情况下,周维汉倒不好亲自前往总部询问此事,所以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
    在周维汉上报总部之时,首长们就开了一个仅限几人的秘密会议。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一向横刀立马的老总,此时也不敢擅作决定。
    几人你看我,我看你。
    邓政委口中吐出一口烟雾,眼神深邃,不知道在想什么,良久之后说道:“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是好事,但在党内及党外的政治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或许被认为是右倾错误,并且国民政府一旦获知此事,肯定会大做文章,或者日本人将此事公之于众,对咱们八路军形象会有很大的影响。”
    “咱们八路军是真心打鬼子,可是老百姓们知道了,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吗,爱国人士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此时副总参谋长突然说道:“周维汉倒是给咱们出了一个难题啊,不过也对,这件事就连咱们都难以做决定,更何况是他呢?”
    “那咱们就拒绝这次交易,从对寺内勇的调查来看,此时为人贪婪,断不会轻易收手,不会影响到咱们八路军与他的其余合作!”此时刘师长说道。
    “老实说,与寺内勇或者与其背后团体合作,咱们八路军受益颇深,这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上面,在某些地方,因为双方合作之事,关系略微缓和,就连下乡扫荡之事,日军都有所回避,不愿与我方发生冲突,而我方力量则借此机会无形之中,扩大了根据地,甚至在日军势力范围内发展了不少暗子,即使被日军军官发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日军内部已经被腐蚀,这是正面战场达不到的效果啊”副总参谋长由于负责部队内部的情报工作,看的较为透彻。
    “周维汉的独立支队就是最好的例子,哪个根据地向武义、武安一样?真可谓是独辟蹊径,另有效果,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小鬼子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来?可他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副总参谋长说着说着竟然笑了起来。
    “小鬼子也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有七情六欲,现在是这次交易到底做不做得,咱们得辩证的看!”
    “在军事上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日军扫荡终究回来,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提前恢复邯单附近的铁路,不至于影响大局。但铁轨如果能换得同等价值的武器弹药,这买卖怎么看都不亏!”
    “至于政治上的影响,你们说寺内勇会不会是日共,有意在日军内部援助咱们!”邓政委此时说出来一个大胆的猜测。
    “日共?”
    “我看是!”
    “对啊,如果寺内勇是日共,那就是咱们的同志,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同志之间暗中互相援助是理所应当的!”
    思路一转,豁然开朗。
    如此一来,只要做实了寺内勇是日共的事实,在党内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于党外而言,真有泄露的一天,也有个说的过去的说法。
    寺内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有信仰的革命志士。
    “咱们四个人发个联名电报,上报延州!”老总此时说道。
    “用加密的电文!”副总参谋长建议道。
    意见达成一致,副总参谋长亲自上阵,拟发电文。
    一天之后,延州回电。
    电报上有教员同志的回话: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亦无不可。
    眼见事情一锤定音,首长们也面露欣喜。
    “现在就是具体的事情了,咱们承担了这么大的风险,可不能简单了事,去告诉周维汉,让他给我狠狠的要价!”老总一拍桌子说道。
    “主席还在电报上询问周维汉是哪个同志,居然如此神通广大,在日军内部变相的发展了一个这样的“同志”,还说要多多发展这样的“同志”,对革命是有利的!”副总参谋长说着翻译出来的电报上的内容。
    当天,周维汉收到总部的回电,悬着的这颗心彻底安稳下来。
    这两天,周维汉也安排人对铁轨进行简单的清点。
    平汉铁路又叫京汉铁路、卢汉铁路。
    汉阳铁厂负责供应材料,比利时公司监造。
    其轨距是标准轨距,1435毫米的轨道。
    正太路与同蒲铁路则由于地形因素,是一米轨距。
    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标准是1067毫米,但由于沙俄时期老毛子在东北造铁路的标准是1524毫米的宽轨,于是日本人在改修的时候改成了1435标准轨距,所以伪满时期东北采取三轨并行或者是四轨并行的修筑方式。
    按照铁轨10米一根,每米30kg的型号,独立支共缴获铁轨共计15000根左右,重量大450吨。
    这点钢铁的的产量对于日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抗战之所以打得异常艰难,与中国大后方钢产量严重不足有很大关系,从1938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8年时间中国大后方钢产量累计只有4.5万吨,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1908年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亚洲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在辛亥革命前夕钢铁年产量就达到了7万吨。
    而日本在1937年钢产量就突破了580万吨,到1943年时钢产量更是达到765万吨,1938年到1945年间钢的总产量达5019万吨。
    正是有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工业实力,才让日本拥有了大规模侵华的野心,中日两国钢产量千倍之差也足以反映出中国抗战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