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九江可能丢失的巨大恐惧，宁南侯左良玉立即决定，现在要壮士断腕，以求自保了。

    他急急下令，让驻守庐州府的金声桓部，再不要与唐军第六镇兵马硬抗，而是全军立即突围出城，西撤到湖广的黄州府，以麻城为据点，确保唐军第六镇兵马不得继续西进。

    而驻守安庆府的王德仁部，则全军退至安庆与湖广交境的宿松城，从而缩束战线，并以雷水与雷池湖为凭依，抵挡唐军西攻。

    左良玉这般安排，相当是主动放弃了南直隶的最后二府庐州府与安庆府，从而让驻守麻城的金声桓部、驻守宿松的王德仁部，驻守九江的郝效忠部，这三部兵马，能互为犄角，一道守卫湖广边境，以确保自家的基本盘，不至丢失。

    左良玉这般仓皇应对，倒是让唐军第六镇兵马，基本不战而获庐州与安庆二府，至此，整个南直隶，终于近乎完整地落入李啸手中。

    而金声桓部在全军突围之时，不得不与围城的唐军狠狠地打了一场，最终，在付出了近半人员伤亡或被俘的惨重代价之后，他们总算逃出生天，一路退至麻城。

    让左良玉没想到的是，到了现在，唐军却并不急于来攻打他，反而是在刘泽涵部兵马进入江西后，又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

    左良玉恼火地发现，唐军只是让黄得功部兵力，全力集中围堵九江城，刘泽涵的三营兵马，则是兵分两部，一部一营兵马直抵南昌府的宁州，以威胁左良玉的湖广下部，让其不敢再抽调兵力去入援最东边的三部兵马。

    另外二营，则是继续南下，分别收复了吉安府与建昌府，以互为犄角之势，威胁郑芝龙部所在赣州府。

    唐军这般部署，完全出乎了左良玉预料。只不过，现在南直隶的庐州府与安庆府两地，以及除了九江城外的整个江西北部，皆已失去，悔之何及！

    至此，李啸当日的作战计划，全部得以实现，尤其是现在随着两镇兵马进军江西，让整个江西仅有九江城与赣州府尚在敌手，其余地界，皆是唐军地盘，这一作战成果，大大超出预期，让李啸十分满意。

    按李啸的战略构想，到现在为止，主要战役基本结束，唐军与左良玉部及郑芝龙部，重新形成了新的对峙之势。

    这个暂时停歇的态势，当然是唐军主动造成并控制。之所以暂停进攻，是因为李啸考虑到，如果自已再继续用力追击左良玉或郑芝龙部，会导致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亦有不敷使用之嫌，而且就连后勤补给也不一定跟得上。

    万一不能速胜，而与左良玉或郑芝龙打成胶着之态，那么，诸如流寇、鞑子还有那在四川盆地的张献忠部，极可能皆会蠢蠢欲动，侵扰自已地盘边境，这样的话，唐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回防，如何应对这些外寇的进攻，将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之事。

    因此，在唐军已然得到了明朝最精华部分的土地之后，暂缓与各方交战，全力消化吸收这些新得地盘，当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现在，这明末江南最为严重，也最为迫切要改造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啸认为，最严重也最迫切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流民及失业者数量极多。

    先来大致说说明末土地兼并的情况。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而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诸如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这样的情况，在这富饶的江南之地，情况则是更加严重。并且这种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土地兼并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强大族，占据一个地方，然后排挤非族内人，将非族内人土地霸占，形成一个地区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某一族在一个地方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的原因。因为那些没有势力的小门小族，都被当地的一户大族，用各种方式给挤兑走了。

    但江南一带，却并没有发生象西北一带一样，因为大规模的天灾而导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因为，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离开土地，转投临近的工商业中心成为新的雇工群体，从而以此方式，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而在西北地区，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带要严重得多。

    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行文至此，估计很多读者会问，那么，照这么说，既然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对社会有这般促进作用，那作为实际统治的李啸，就可以对江浙一带的土地兼并放纵不管，任其自流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江浙一带，虽然土地兼并问题不严重，虽然没有太多的流民问题，却有很严重的个问题。

    那就是，江南一带的财税，基本上处于收不上来的状态。

    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

    因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绅阶级手中，而他们可凭借自己的特权和法律的漏洞，大规模的集体逃税漏税。整个江南一带，积欠的税赋，多达几十年之久，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这个问题，无疑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大明朝的灭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这一条，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可大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过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国家在丧失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后，已彻底摧毁了王朝的内部结构。

    而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决定了明朝无法从制度上，建立足够抵御外侮，镇压起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外患还是民变，都是不断壮大，无法遏制，这也更加恶化中央的财政。

    到了这一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严重失血，同时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个身体对外界的侵袭，已然没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个小小的外在伤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这对于国家与民族来说，真是巨大的悲剧。

    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自后世的李啸，自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

    所以，他绝不允许，在自已的统治范围内，还继续让这样畸形的社会模式，再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