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正当李宗仁、程潜指挥西征军向武汉逼近的时候，汪精卫在广州葵园他的公馆里急得坐卧不安。他倒并不是对唐生智特别厚爱，汪、唐之间，不过互相利用，貌合神离，汪精卫是无法驾驭拥兵自重的唐生智的，他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张发奎与他的关系，远非唐生智和其他统兵将领之可比。
    蒋介石未下台前，汪精卫曾策动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进攻南京。不想，当第二方面军进至九江、南昌后，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部在南昌暴动。第十一军的残余部队则由师长蔡廷锴率领，离开张发奎，跑到福建重新投靠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第二方面军共有三个军，一下走掉了两个军，余下黄琪翔的第四军，势孤力单，东征既无力，退回武汉又不容于唐生智，张发奎急得直问汪精卫：“怎么办？怎么办？”汪精卫到底老谋深算，他不但要为张发奎今后着想，也得为自己打算，他想了半天，终于把那两条清秀的眉毛往上一挑，说道：“回广东老家继续革命！”汪精卫此计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估计自己在武汉无所作为，迟早要离开，南京那边他无法插足，如今东征讨蒋又告失败，如果张发奎率部回广东，以实力控制两广，开府广州，号召四方，汪则大有可为。张发奎却从军事上领会汪的意图，他一拳打在大腿上，奋然而道：“对，我们回粤，李任公出于道义是不能阻挡的。目下，贺、叶军已放弃南昌，取道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发。李任公必倾粤省兵力，前往阻击，因此我等回粤正是千载一时之机。两虎相斗必有死伤，无论是李胜还是贺、叶胜，我们都可轻取对方，掌握广东政权。”
    汪精卫听了仰头哈哈大笑，拍着张发奎的肩膀说道：“向华，你的军事策略与我的政治路线真是不谋而合。去吧，广东是属于我们的！”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
    张发奎见贺龙、叶挺以破竹之势直趋广东，先后在赣南会昌一带击败钱大钧的两个师和桂军韦云淞部六个团，李济深急调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这时广州驻军已抽调一空，毫无防守力量了。张发奎遂令黄琪翔率第四军沿赣江南下，进入粤北的南雄、韶关，随后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广州。
    十月七日，张发奎由广州来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汪精卫见武汉西征军溯江而上，唐生智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且难免一败，当即应张发奎之请，由汉口乘船到上海后，发表谈话，指责南京方面进行西征乃背信弃义之举，然后径赴广州。汪精卫到广州后，欲依靠张发奎、黄琪翔的实力，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李、何、白把持的南京政府相对抗。张、黄一向是拥汪的，对此极表赞成。但是，广东党政军的首脑是李济深，广西党政军的首脑是黄绍竑，李与桂系向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黄则是桂系中第二号人物，有此二人在两广坐镇，汪精卫和张、黄的阴谋如何能得逞呢？
    汪精卫每日在葵园运筹苦思，任凭他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都倒出来，扒拉半天，也拣不出一件足可对付李、黄的妙计。张发奎与黄琪翔到底是两员虎将，一向喜欢来硬的。他们手下有三个主力师和两个直属团，全是能征惯战的官兵，向有“铁军”之称号，很是瞧不起李济深留在广东的陈济棠、徐景唐和新编的薛岳、黄镇球等四个师。到广州不久，张发奎和黄琪翔便不顾老长官的面子，硬逼着李济深改组广东省政府。李济深虽然内心气愤，但为了不致发生火并，忍气吞声将省政府中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建设厅长曾养甫、教育厅长朱家骅、农工厅长马超俊、军事厅长徐景唐、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等均予撤免，换上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亲信接任。张发奎亲自兼任军事厅长一职。张、黄得寸进尺，向老长官李济深步步进逼，在两军调整番号的会议上，弄得李济深几乎下不了台。原来，张、黄的部队与李济深的部队番号都是第四军，官兵又多是广东人，因而经常发生误会。双方便开会商议调整部队番号。会上有某中立人士出来讲公道话，他说：“李任公原是第四军军长，张、黄都是任公的部属，建议以任公现在的部队为第四军，张、黄军为新编第四军。”话音未落，张发奎便敲着桌子，斥责道：“你懂个屁！第四军是由第一师扩编的，论资格，我比李任公先到第一师当差，历史比李久，我军应该为第四军。李军为新编第四军。”
    率军回粤的张发奎
    李济深见张发奎气焰嚣张逼人，早想以老长官的资格，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他咬了咬牙，把气忍下去了。他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喜怒皆不形之于色，能含耻忍辱，以柔克刚。因此，对于张、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以长者姿态待之，表面上不气不怒，显得宽宏大度。他知道，目下李、白正对两湖用兵，只要桂军进入湖南，张、黄便将三面受敌，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前方第四军这支劲旅，将仍回到他的麾下来，张、黄除了重新听他驱使之外，便只有放洋出国一途了。李济深从开会时起，一直是微微闭着双眼的，仿佛是在佛堂打坐参禅一般。张发奎说出那番蛮横无理之话后，他才慢慢睁开双眼，平平静静地说：
    “向华（张发奎字向华）的部队，就要第四军的番号吧，我的部队改称新四军好了！”
    对于李济深忍辱负重的做法，与会者无不惊异。李济深说完话，又微微地闭上了双眼，好像重新“入定”一般，直到散会，始终未再发一言。张发奎、黄琪翔本想以种种手段刺激李济深，使其发怒，以刀兵相见，从而用武力统一广东，使汪精卫得以在广东开府。他们当然知道，李、白的桂军和程潜的湘军正向武汉进发，一旦他们占领两湖，便使李济深和黄绍竑有了坚强的后盾，到那时，张、黄不但抓不到广东大权，恐怕还得听从李济深的摆布。汪精卫既不能在广州开府，则张、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毫无出路。可是，任凭张、黄如何采取过激行动，李济深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干脆闭上双眼，总之，李济深一味退让回避，使张、黄无从下手。张、黄二人虽对广东垂涎三尺，但又碍着李济深这位老长官的面子，不敢公开动武。事情便一直这样僵持了下去，广州上空笼罩着一片密云不雨般沉闷的政治气氛。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张发奎、黄琪翔看到了唐生智下野的通电，急得忙去葵园找汪精卫。
    坐镇广州的李济深
    “汪主席，唐孟潇从武汉跑了，我们怎么办？”
    汪精卫在客厅里乱转着，一时抓耳挠腮，一时左顾右盼。他和张、黄一样，对此毫无办法可想。难道老天爷对他竟这般苛刻么？武汉他站不住，南京他进不去，广州他得不到！他用手紧紧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希望能奇迹般地想出一个办法，碰上一个机会，改变眼前这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能再白白地等下去了！”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见汪一筹莫展，赶忙过来献计道，“必须用暗杀手段，除掉李济深，使李军群龙无首，然后将其各个击破，从而收编他们的队伍，这样便可在李、白的西征军进入湖南之前，控制广东。”
    “不可！不可！”张发奎、黄琪翔忙摇头摆手反对，“李是我们多年的上司，道义上不能加以杀害。若下此毒手，杀戮上官，我们还有何面目以对袍泽？这种事无论如何干不得！”
    汪精卫也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会丧失人心的，政治上的损失太大，划不来！”
    对李济深既不能硬打，又不能暗杀，怎么办呢？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四人，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陈春圃忽然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汪精卫。汪接过电报一看，见这份电报乃是刚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在上海给他打来的，蒋请汪于近日偕李济深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看了这个电报，竟立时喜得手舞足蹈起来，连连对张发奎等说：
    “办法有了！办法有了！”
    “汪主席有何好办法？”张、黄忙问。
    汪精卫颇为得意地扬着手里的电报说：“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了，来电请我赴沪商谈合作问题，并准备在沪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他要我偕任潮一同前往。我与任潮走后，你们即可在广州发动大举！”
    “对对对！”张、黄二人摩拳擦掌，“只有待李任公走后，我们才放得开手脚来干！”
    “广西的那个黄季宽呢？他要是见我们在广州抄了李任公的家，岂肯罢休？”陈公博望着汪精卫和张、黄说道。
    “溯西江而上，步中山先生之后尘，直捣桂系老巢！”张发奎一不做二不休地说道。
    “此乃下策！”汪精卫摆了摆手，“我们在广东尚未坐稳，便挥师入桂，战争如旷日持久，到头来落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
    “还是汪主席看得远！”陈公博郑重地点头说道。
    汪精卫把两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在客厅内踱来踱去，好一会儿，才说道：
    “送李迎黄，一石二鸟！”
    “汪主席能把黄季宽请到广州来吗？”张发奎信心不足地说道，“桂系三巨头，除李德邻为人忠厚一些外，白健生比狐狸还精，黄季宽比泥鳅还滑，只怕他不肯上当前来送死。”
    汪精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黄季宽肯定会自投罗网！”
    “啊？”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对汪精卫如此断言，都不免有些惊诧不解。
    汪精卫踱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壁橱前，从里边拿出一只精致的花瓶，用欣赏的眼光瞧了瞧，然后哈哈笑道：
    “曾听先祖说过，从前有位颇有眼力的古董商，与我家有世仇，当他打探得我家有一只极有收藏价值的梅瓶时，竟不顾危险化装到我家来一观这只梅瓶。”
    汪精卫放好那只花瓶，接着说道：“诸位知道，民国以来十余年的历史，新、老桂系，何时不用馋眼盯着广东这块肥肉。老桂系陆荣廷在广东搜刮了好多年，连中山先生都受尽了他们的气。如今，新桂系又将手脚伸进广东，他们驻军韶关，陈兵西江，每月由广东攫取四十万元的银饷，对广东的事情，他们和广西一样关心。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投其所好，只要略施小计，不怕那只狡猾的泥鳅不上钩。”
    汪精卫接着便把他的“送李迎黄，一石两鸟”的妙计，向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具体说了。汪精卫的口才本来就极好，政治上又善谋划，当下便把这个政治阴谋说得天衣无缝，使张、黄、陈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在葵园他的公馆里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密商大计。汪精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他一会儿看看腕上的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又起立毫无目的地踱一小阵步，还不时走到那壁橱前瞅一瞅那只古老的梅瓶。临大事沉不住气，这是汪精卫最大的毛病。当年，他和俞培伦、黄复生等入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在北京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附近人家的狗叫了几声，汪便沉不住气了，以致事败被捕，一个策划得很好的壮举可惜没有能够成功。每次重大事件，他虽然都能很好地进行策划，但事到临头，他不是心虚，便是急躁，总是神魂不定的样子。也许，这正是他不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缘故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比他强多了。
    张、黄二将，到底是“铁军”将领，他们的气
    质与汪精卫、陈公博截然不同，他们把诱捕黄绍竑看作是一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在敌手还没有上钩前，他们毫不气馁，信心十足而又稳稳当当地等待着，直到逮住对方为止。
    “再过两小时，汪主席便要和李任潮上船到香港转往上海去了。看来，那条狡猾的泥鳅，不会到广州来送死了！”陈公博把怀表摸出来看了看，泄气地说道。
    汪、陈二人的举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张、黄的情绪，毕竟时间只剩下两小时了，而黄绍竑给汪精卫的电报，只是说：“来电奉悉，即前往聆教。”他没有说明动身的时间，这只“泥鳅”很可能在玩什么花招。但张、黄二人对黄绍竑现时是否来广州，倒并不怎么介意，他们只要求汪精卫把李济深骗往上海就行了，李济深一走，他们便可放开手脚大干，陈济棠和徐景唐那两师人马，根本不是张、黄“铁军”的对手。李济深新编的薛岳、黄镇球两师，经过张、黄的暗中拉拢，已决定弃李投张，李济深一走，他们便能毫不费劲地把广东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过来。黄绍竑如果来广州，他们逮住他，作为人质，可以此收编驻韶关的黄旭初那一师桂军，广西便可传檄而定，囊括两广易如反掌。如果黄绍竑不来广州，那也不要紧，他那三个师不是张、黄军的对手。张、黄部队回粤之时，恰遇桂军韦云淞部在会昌一带被贺、叶军打得大败，他们便讥讽道：“前方第七军还可以同我们踢两下子，后方第七军就是豆泥 ！”
    张发奎与黄琪翔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他们关心的是汪精卫快一点儿把李济深带走，倒并不怎么盼黄绍竑快一点儿来。汪精卫又看了一下手表，往香港的船再过一个多小时便要开了，看来，他是看不到黄绍竑自投罗网的这一幕好戏了。他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无法宁静。他考虑问题当然不同于张、黄的纯军事观点，目下对广西用兵，他没有孙中山当年那种有利的政治条件，即使军事上能击败黄绍竑的桂军，但即将占领两湖的李、白岂能坐视张、黄到广西去抄他们的家？汪精卫烦躁地摇着头。本来，他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个“一石两鸟”的行动是相当满意的。当他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去和李济深商量时，忧心忡忡地说道：
    “任潮先生，蒋先生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打电来邀约我俩赴沪商谈解决党内纠纷问题。我看，他在电文中说：‘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话，是有道理的。”
    李济深看了电报，他从全国和广东的形势来看，认为自己往上海一行，一可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二可利用蒋介石的影响说服汪精卫顾全大局，不要在广东开府。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便可把自己由目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善于观风测向，又能揣摸对方心态的汪精卫，马上判断出李济深对此并无反对之意，便仍忧心忡忡地叹道：
    “任潮先生，目下广东各种矛盾百出，党政军各方都不平静，急需有人震慑，我看，你还是留在广州照应大局为好，由我去上海与蒋先生会商好了。”
    李济深最担心的便是蒋、汪合谋，在广东开府，另搞一个局面与南京特委会抗衡。如果让汪精卫一个人去上海，汪与蒋勾结起来，将对他更为不利。同时，李、白和程潜正对两湖用兵。桂军精锐和湘军悉数西调，沪宁一带空虚，蒋介石突然于此时由日本回国，恐怕会有更大阴谋，对此，作为李、白的盟友和南京特委会的积极支持者，李济深不得不洞察。他当然知道，对广东大权虎视眈眈的张、黄，极有可能利用他离粤之机夺权。但李济深判断，张、黄向唯汪精卫马首是瞻，他既与汪同行赴沪，正可利用蒋介石说服汪不在广东开府，如此，则张、黄不致发生异动。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蒋极可能是盯着空虚的南京，而不是桂系势力范围之内的广东。汪如坚持在广东开府，必然要打乱蒋的全国计划，因此蒋不会同意张、黄在粤之举。再者，李济深手上握有相当实力，如果张、黄趁他赴沪之机在广州叛乱，他即可令在潮汕的陈济棠和闽西南的陈铭枢两师与在两阳的徐景唐师会同黄绍竑的桂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张、黄部队，就像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指挥东、西两路讨贼军讨伐叛徒陈炯明一样。他估计张、黄囿于利害后果，绝不敢轻举妄动。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后，便对汪精卫道：
    “为了调和党内之纠纷，使孙总理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得以复归完整，我就与汪先生同往上海一行吧。”
    李济深还告诉汪精卫，他将电召黄绍竑由南宁到广州来代理他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汪精卫听了不禁大喜过望，真是“天下事无独必有对”，汪精卫正怕黄绍竑不到广州投罗网，李济深却下一道命令要黄绍竑来代职，你说这事巧也不巧。原来，北伐后期，两广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系统，统辖李济深的后方第四军和黄绍竑的后方第七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李济深既要到上海去，又对张、黄二人不放心，自然要请黄绍竑来广州坐镇了，不想，这正合汪精卫诱捕黄绍竑、篡夺两广政权之意。为了促黄来粤，汪精卫也以自己个人名义，给黄绍竑发了一个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请黄立即到广州晤面。汪精卫断定，有李济深和他这两个电报，黄绍竑一定会到广州来的。果然不久，便接到黄的复电，告以即来“聆教”，汪精卫又为自己“一石两鸟”的计划顺利进展而与陈公博、张发奎等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左等右等，却并不见黄绍竑的踪影。汪精卫不由疑虑丛生，无论白天黑夜都派人守候在广州的几个码头，只要黄绍竑一到，便将他直接请到葵园来。可是，汪精卫派在码头守候的人由十四日守到十六日，既不见黄绍竑到来，又不见黄或因故而发来的电报。现在，离他与李济深上船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汪精卫已经失去信心，他最后一次看了一下表，便对张、黄吩咐道：
    “密切注意黄季宽的动向，他如来广州，即行捕杀，军事上最好诱桂军入粤决战。”
    汪精卫说罢，即命机要秘书陈春圃收拾行装，准备到码头上与李济深乘船同往香港，现在，他必须设法稳住李济深，使李能顺利与他一道离粤。机要秘书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办事倒也利索，他带着两名随从，不一会儿便将两只大皮箱放到停在院中的小汽车上，他拎着汪精卫那只黑皮公文包，和司机、随从一道坐到车上，只等汪上车前往码头。
    正在这时，只见一辆小汽车进入葵园，在洋房前停车后，汪精卫派往码头专为迎候黄绍竑的那两名人员，陪着一位身着军装，腮上留着长须的魁梧军人下车，他们一起走进洋房的客厅里去了。正在另一辆小汽车上等候汪精卫的那位机要秘书陈春圃，自然知道汪与张、黄等的预谋，他见那刚下车的大胡子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汪和张、黄所望眼欲穿，准备捕杀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嘴上只说了句“有好戏睇”，便两眼紧紧地盯着洋房客厅的门口，因为黄绍竑一个随从卫士也没有带，要捕要杀，可以毫不费劲地解决问题。
    黄绍竑的突然出现，使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愣住了。黄绍竑因初来乍到，毫无思想准备，他对汪精卫原来的印象就很好，且与张、黄是保定军校同学，在统一广西的战斗中，又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因此，黄绍竑自接到李济深和汪精卫的电报后，便到广州来了，因他候船误了一天时间，途中轮船又出了一次故障，故到广州的时间推迟了。
    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很复杂，黄绍竑倒是很清楚的，北伐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又留下他的嫡系钱大钧部驻扎广东，目的在于监视李济深。张、黄率前方第四军回粤后，汪精卫又到了广州，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为了避免被卷入，黄绍竑早在八月底指挥桂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三师在潮汕打垮共产党的贺、叶起义军后，立即将桂军伍廷飏、吕焕炎两师撤回广西，仍留黄旭初驻扎韶关、南雄一带，由广东补贴四十万元军饷。黄绍竑占着广东地盘，吃着广东的补贴，又想脱身事外，在鹬蚌相争中扮演那得利的渔翁角色。对于李济深和张、黄的矛盾，他表面上不介入。他劝李济深道：“任公，他们（张、黄）要求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好了！横直广东的事由广东人自去搞，你是他们的老长官，你虽然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恶意的。”在打垮贺、叶起义军后，黄绍竑回到广州，在吉祥路他的公馆宴请张发奎、黄琪翔、缪培南、李汉魂等前方第四军将领，黄绍竑对张发奎道：“向华兄，我的部队正开拔回广西，我明天也要回广西去了，往后，我要在广西从事建设。你们都是广东人，希望大家都把各自的家乡搞好！”张发奎当即表示不负厚望，此番回粤乃是为了革命，绝不糜烂桑梓。席间气氛极为融洽。第二天，黄绍竑便乘船回广西去了，临行前张发奎等还到码头送行。因此，黄绍竑接到李济深和汪精卫的电报，自认自己没有得罪广东人，他对汪精卫的印象又不错，对于汪之回粤，黄也认为汪可能想在广东搞局面，既如此就必然要取得广西实力派的支持，如果先得罪了黄，汪的局面就凑不成。黄绍竑经过了一番周密考虑，认为赴粤断无危险，便带着他的秘书石楚琛和一连卫队，登轮直下广州来了。到了广州天字码头，黄绍竑见汪精卫派人在此迎候，便命秘书石楚琛和那一连卫队先到吉祥路他的公馆，他则只身一人，随汪精卫的人乘车径自到葵园来拜会汪精卫。黄绍竑见汪、陈、张、黄对他的到来感到惊诧，便上去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道：
    “候船耽搁了一天，途中轮船又出了点故障，因此来迟了。”
    汪精卫见黄绍竑只身一人到葵园来，说话轻松坦然，他估计黄对此次广州之行，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的情态来，便堆上一脸亲切的笑容，拉着黄的手，说道：
    “季宽先生，你初到，一路辛苦了，请你先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谈吧！”
    汪精卫那一脸笑容，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可敬，即使像黄绍竑这种老练精明的军政人员，也不会相信在那种笑容背后隐藏着自己的杀身大祸。黄绍竑也知道汪精卫是个忙人，或许他们正在开会商讨什么，或者还有别的公务，也可能是为了照顾他休息。黄绍竑正准备告辞，忽然想到还没有看到李济深，便问道：
    “李任潮主席 呢？”
    “任潮先生已于今日上午乘轮船到香港，转赴上海出席重要会议去了。因等你不及，他嘱我转告，政治分会、临时军委会和第八路总指挥全由你暂代，他十天之内便要回来的。”汪精卫灵机一动，决定不让黄绍竑与李济深见面，因为他马上就要到码头去，与李济深上船去香港，如果李、黄此时会面，来个节外生枝，那么一切计划都将付诸东流。反正他和李济深一走，黄绍竑在广州便只有死路一条。
    黄绍竑心里一怔，他想李济深为什么连等他一下都来不及就匆匆到上海去了呢？既然要他来广州代职，理应当面交代一番，特别是李与黄之关系，又不同于一般，在此非常时期，他更应与黄做推心置腹的长谈，怎么竟匆匆而去了呢？
    再看张、黄二人，脸色颇为尴尬，也没有什么话说，黄绍竑感到好生纳闷。
    “季宽先生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上午我们再深入长谈。上午九点，我和壁君到府上去拜访，也看看你的夫人蔡女士，听说她很能干。”
    汪精卫见黄绍竑的情绪有些不稳，忙笑着把那一串假
    话说得比真的还动听，汪夫人陈璧君也是个很有手腕的人，她在客厅后面的房子里，听到汪和黄说话，忙出来笑盈盈地说道：
    “请季宽先生回去转告夫人，我们明日上午到府上做客！”
    “欢迎！欢迎！”黄绍竑不但对汪精卫怀有敬佩之感，对汪夫人也怀有几分敬意，因当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未遂被捕关在北京时，陈璧君曾挺身而出参与救汪活动，她敢作敢为，颇有不让须眉的精神。黄绍竑哪里想到，他所敬佩的这一对“革命”夫妻，竟会来算计他，要他的脑袋呢！他见汪精卫夫妇明天上午要到他的公馆来做客，今天时间不早了，他得先回去与夫人蔡凤珍打个招呼，早一点做好准备。反正李济深已经走了，黄绍竑此来不过帮李临时看看家而已，好在时间不长，只十天左右，大概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他临离开南宁时，曾给驻韶关的黄旭初师长发过一个电报，告知他将赴粤，要黄旭初加强戒备，他觉得自己既有准备，也就不怕突然事变发生。他向汪精卫夫妇及张、黄等人告辞，准备回吉祥路他的公馆。
    陈公博见黄绍竑离去，便迫不及待地说道：“何不就此把他扣留起来？”
    “对！”张发奎霍地站起，正要吩咐他的卫士去抓捕黄绍竑，汪精卫却“嘿嘿”冷笑两声，说道：
    “在我的公馆里干这种事，你们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放啊？”
    他抬手看了看手表，说道：“我得马上走了，你们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李任潮闻出点味道来，拒不上船，那就糟了。黄季宽已成笼中之鸟，你们就高抬贵手，让他回家与夫人会会面吧，到九泉之下，他也怨不得我们了！”
    汪精卫慢慢呷了一口茶，把他那领带整了整，便走出客厅，上了他的机要秘书陈春圃坐在上边的那辆小汽车。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直送到车门边，汪精卫又伸出头来，对张、黄二人吩咐道：
    “你们马上派人将李任潮和黄季宽的公馆严密监视起来，半夜后即派兵去拿黄季宽，如他的卫队抵抗，就予以彻底消灭！”
    他又对陈公博道：“事情发动后，在政治上注意宣传，斗争之矛头要指向桂系、西山会议派及南京特委会，可多贴这方面的标语口号，多写这方面的文章和消息，大造舆论，争取省内外各派政治势力之同情和拥护。”
    汪精卫吩咐完毕，便乘车直往码头，恰好李济深也带着随从来到。汪精卫脸上马上露出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感，他走过去，亲切而郑重地拉起李济深的手，颇有些激动地说道：
    “任潮先生，我这次离粤，不知何日才能再返故里！”
    李济深一时不知汪精卫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汪精卫此番在张、黄的拥戴下回粤，本来就存有戒心，便徐言道：
    “汪主席乃党国之重心，对广东还应多加关照……”
    “惭愧呀，惭愧！”汪精卫掏出手帕，抹了抹眼睛——他的眼眶里似乎已聚集了泪水，“兆铭（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追随孙总理革命几十年，虽薄有勋劳，但总理逝世之后，未能使国家统一，走上民主政治之正轨，不但对不起家乡父老，也无颜以对国人！此番赴沪，欲尽力调解各方之冲突，务使党政军尽快臻于统一，如无收效，即乘轮远涉重洋，遨游沧海，以了此生！”
    汪精卫的语言情感及面部表情是结合得相当成功的，这一点不仅那位严肃的党国元老胡汉民无法可比，便是善于此道的蒋介石，也还略逊一筹。如果汪精卫在政治上确也获得过某种成功的话，他的这种善于在各种场合使用感情的政治手腕，便是他的成功的基础。果然，汪精卫这番唏嘘之感慨言语，正隐隐地冲击着李济深的那颗心。李济深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共情绪，但在为人处世上，倒还算得上是个颇为正直之人。他不希望广东发生战乱——这除了危及他的统治之外，也将生灵涂炭，他希望国家尽快统一，以便从事建设，走上富强之道路。但是，天下纷争，战乱频仍，军阀政客像走马灯一般在政治舞台上转着，他们互相攻讦，频频厮杀，他实在看不出谁是安邦定国的人物。他每每惋惜长叹：“可惜孙总理去得太早了！”对此次与汪精卫去上海洽谈解决各方矛盾冲突，使分裂的国民党复归统一完整，他虽然感到没有多大把握，但他却是出于至诚的。因此对汪精卫的阴谋他不仅不怀疑，反而与汪产生了一种共鸣之感。
    “只要我们出于诚心和谅解，就一定可以找到一条团结之路，分裂的状况可望早日结束。”李济深倒来安慰汪精卫了。
    “对对对，如果我们党内像任潮先生这样的同志有十个的话，中国国民党的复兴即不成问题！”汪精卫拉着李济深的手，徐徐步上轮船，仿佛他们是一对久经患难的兄弟一般。在码头上的几位中外记者，忙举起照相机，迅速拍下了这一十分耐人寻味的镜头。
    却说黄绍竑回到吉祥路他的公馆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晚饭后，他和夫人蔡凤珍到卧室外的小阳台上坐着闲谈。黄绍竑的公馆，是一座颇有气派的洋楼，楼下前院和后院均有数间平房，由警卫的士兵驻扎。十一月中旬的广州，气候不冷不热，甚是宜人。黄绍竑的卧室外，是一个用铁条围成的呈腰子形的小阳台，他和夫人蔡凤珍坐在一张长形的藤沙发上，正在说话。
    “明天上午九点，汪主席偕夫人到我们家来做客，你要好好准备一下。”黄绍竑一边仰头漫无边际地看着繁星点点的夜空，一边对夫人说道。
    “嗯，还请什么人作陪吗？”蔡凤珍常住广州，平时没事，喜欢交游应酬，她对大名鼎鼎的汪精卫夫妇，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她是很愿意接待他们的。
    “八月底，我在潮汕打垮贺龙、叶挺的部队后，回师时路过兴宁，听说那里有座石鼓大王庙很灵验，我曾去庙中求签。第一签说我今年必有一难，我马上又抽了一签，你猜那签上写的什么内容？”黄绍竑望着夫人，看她如何来猜。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蔡凤珍轻挥着手中那把小巧的绸扇，驱赶着偶尔飞来的一两只蚊虫，笑着答道。
    “哈哈，”黄绍竑用手捋着腮下的胡须，笑道，“朝这胡须上猜！”
    蔡凤珍伸手过来揪了揪丈夫那长长的胡须，嘟哝着：“又是这胡须，讨厌死了。你不要学白健生，为了要我嫁你，胡乱编出个在庙里梦见什么胡须神仙的荒唐故事来诓我！”
    黄绍竑笑道：“这回是真的，你猜嘛！”
    蔡凤珍摇着头：“我又不是庙中摇签筒的和尚，猜不着。”
    黄绍竑把腮下的长须捋了捋，这才说道：“那签上写道：‘曹孟德割须弃袍。’那老和尚看了我腮上的胡须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道：‘将军虽有大难，却不碍事也，事急可剃须易服。’”
    蔡凤珍只求丈夫平安无事，却并不管那签上的内容如何，她听黄绍竑如此说，便道：
    “灵验的话，将来派个人去那庙中还愿。”
    他们又闲扯了些别的琐事，正准备回房去安歇，蔡凤珍却发现楼下的马路上，有几辆敞篷汽车缓缓开过，坐在车上的人，不时向他们的洋楼张望。她不解地说道：
    “天气已经很凉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游车河 ？”
    黄绍竑伸头向下望了望，只见那几辆敞篷汽车开到前边转弯处，又缓缓地向他的公馆门前游过来，坐在车上的人，还时不时向他的楼上张望着，他想了想，对夫人说道：
    “可能是李任公离粤时没有会着我，他担心我这次来没带警卫部队，要总指挥部的人多关照，明天，我去问问邓参谋长就知道了。”
    “是不是有人暗中打我们的主意？”蔡凤珍有些不安地问道。
    “我在广东既无权，又无钱，此来只不过帮李任公看看家而已，他们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呢？”黄绍竑笑着，把妻子拉向房间，说道，“早点休息，明天你还得为接待汪主席夫妇忙碌呢。”
    半夜里，忽然有人来敲卧室的门，蔡凤珍披衣起来问道：“谁？”
    “我——梁副官。冯祝万先生有要事见黄主席。我告诉他，黄主席已睡了，可否明天再见。他说无论如何要叫醒黄主席一见。”
    蔡凤珍寻思，冯祝万原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李任公的亲信，又是黄绍竑的挚友，他深更半夜来，必有大事，因此她当即唤醒黄绍竑。黄绍竑急忙披件衣服，趿拉着拖鞋下楼，在扶梯上与冯祝万相遇，冯拉着黄的手，匆匆而言：
    “我已得到确实消息，他们今夜将有举动，目标完全在你的身上，我深夜冒险到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你无论如何今晚必须避开为妥。”
    “啊？”黄绍竑一下愣住了。
    “看来汪兆铭陪李任公去上海，是他们的一场阴谋。”冯祝万说道。
    “汪主席怎么陪李任公走了呢？我下午还在葵园见着他，他说明天上午九点，偕夫人来我家做客呢？”黄绍竑以为冯祝万这消息不准确，忙纠正他。
    “这些全是骗人的鬼话！”冯祝万气愤地说道，“你离开葵园不久，汪就乘车到码头，与李任公一道上船到香港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啊！”黄绍竑这一惊非同小可。
    “我走了！”冯祝万与黄绍竑紧紧握了握手，“你也要马上离开！”
    送走冯祝万后，黄绍竑急忙奔回房间，蔡凤珍因已听到冯与黄的谈话，立即从柜子里给黄绍竑找出一件香云纱长衫和一只黄色的夏威夷铜盆帽。黄绍竑急忙穿上长衫，戴上帽子，正要离去，蔡凤珍一把拉住他，提醒道：
    “你那腮上的胡须还留着干什么？人家不认识你也认识你这胡须呀！”黄绍竑猛省过来，急忙拿起剪子，咔嚓咔嚓地一阵猛剪，接着用热水抹脸，再涂上些皂沫，用刮脸刀将腮帮和下巴刮得溜光。蔡凤珍问道：
    “这胡须还要我替你保管起来吗？”
    “不必了，这是第二次被迫剃胡子啦，我从此不再蓄须了！”黄绍竑忿忿而言。
    剃过胡须，蔡凤珍又给黄绍竑鼻梁上架一副墨晶眼镜，再递给他一支手杖，黄绍竑立刻变成了一名有地位的广州绅士。蔡凤珍把黄绍竑送到后院的小门边，她轻轻打开门，待一辆巡逻的敞篷汽车拐弯后，才悄声对黄绍竑道：
    “你可以走了，出门后先到西关石秘书家里避一避。”
    黄绍竑点了点头。蔡凤珍不放心地问道：“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黄绍竑把他那剃得光溜溜的下巴，凑到蔡凤珍的耳根，悄悄说道：“那石鼓大王庙的签还真灵验！”说罢便往黑暗处一闪，倏地拐进一条小巷。
    蔡凤珍见黄绍竑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忙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并无动静，才轻轻关上门，走回楼上。不到半小时，便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剧烈的砸门声和吆喝声。守卫公馆的卫队长知道情况有变，他还不知道黄绍竑已出走，当即下令开枪抵抗。在对方猛烈的火力还击下，卫士们一下被打死好几个，公馆的大门被砸开，立即拥进来一大群气势汹汹的士兵，他们将公馆卫队缴械，高声叫骂着：
    “丢那妈，找死呀！”
    张、黄部队的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带着十几名持手提机枪的卫士，直冲上楼来，进了卧室，枪口对着蔡凤珍，吴奇伟喝问道：
    “黄绍竑哪里去了？”
    “不知道。”蔡凤珍惶恐地摇着头，她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局面。
    “给我搜！”吴奇伟命令道。